引言

 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 博士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之控制權概念，係用於決定何者應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其判斷核心在於「實質控制」；但此一會計概念，與民法上之所有權歸屬、銀行授信實務上之擔保品認定，並非相同之法律概念；資產存續認貸（Asset-Based Lending, ABL）係金融機構以借款人之資產作為擔保或還款來源之授信方式，其評估重點在於擔保品之價值、變現性及權利完整性；高資產族群以境外金融資產申請境內授信，雖然可提供更具彈性之財力證明，但其仍須符合銀行之徵信規範，且不得以IFRS之控制權概念，主張對非其名下之資產（如家族企業、信託財產）具有處分權，或以此規避金融機構對還款來源之審查。

這裡要釐清IFRS控制權與資產所有權之區別，分析ABL之法律架構與實務運作，並強調：高資產族群之資產配置，必須建立於真實、合法且可處分之權利基礎上，才能在金融監理與風險管理之要求下，取得穩定之融資支持；內在法遵落到實務，就是讓資產之會計認列與法律權屬趨於一致，避免因概念之混淆而衍生不必要之法律風險。

高資產不等於高可融資性，真正的變數是權利、流動性與可執行性；高資產家庭常遇到一個直覺落差：財務報表看起來非常富有，銀行卻未必願意把相同金額視為可用財力；原因不一定是銀行「看不懂財富」，而是資產的法律與金融屬性不同；上市證券、未上市股權、公司資產、信託受益權、房地產、應收帳款與境外基金，對銀行而言具有不同的價格透明度、變現速度、權利限制與執行成本；資產總額只是第一層。

真正的融資能力至少還要經過「是否屬於借款人」「是否可自由處分」「能否有效設定擔保」「銀行能否在合理時間內實現」四道檢驗：IFRS 10的控制模型很適合提醒企業主不要混淆「經濟控制」與「法律所有」；IFRS基金會最新對控制模型的說明仍以權力；變動回報暴險或權利；運用權力影響回報的能力三項要素為核心，而且控制是合併財務報表的基礎。這套會計判斷可以反映經濟實質，但它不會把子公司的資產變成母公司股東個人的財產；企業主若想以公司資產支援個人借款，仍需經公司決策、契約、擔保設定、關係人交易與其他適用規範處理。

境外資產還多一層「執行法域」；即使證券確實屬於借款人，若保管機構在海外，銀行仍要評估誰能控制帳戶、質權如何設定、違約時能否變價、所得與資產證明如何驗證、匯率與市場價格如何折算。這些因素不應被簡化為固定的「海外資產打幾折」公式；沒有銀行正式產品規則或個案核准資料，就不能用一個漂亮比例替讀者承諾貸款成數；企業策略上，較有用的做法是建立「可融資淨資產」而非只看淨資產；第一欄列法律所有人，第二欄列市值與幣別，第三欄列既有質押與限制，第四欄列可否在目標銀行接受的法域設定擔保，第五欄列變現或匯回所需時間，第六欄才列可能被銀行納入的財力角色：是還款來源、輔助財力，還是可執行擔保；這張表不創造任何核貸權利，卻能讓家庭在和銀行談判以前先知道自己真正有什麼。

最重要的是，資產融資的策略目標不應是「證明自己很有錢」，而是降低銀行對未來現金流與執行風險的不確定性。當權利清楚、文件一致、擔保可執行、幣別與還款來源可以解釋時，境外財富才有機會被轉化為融資條件；相反地，會計報表再漂亮，只要權利主體錯置或資產無法處分，就不能靠IFRS「控制」三個字跨過法律邊界。

帳上看得到，不代表法律上就能拿來擔保

在高資產族群的財富管理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之應用日益重要；企業或家族辦公室於編製財務報表時，須依IFRS之規定，判斷哪些主體應納入合併報表之範圍；其中，IFRS 10《合併財務報表》所建立之「控制權」模型，係決定合併範圍之核心；然而，IFRS所稱之「控制」，係一會計概念，其目的在於反映經濟實質，而非創設或變更法律上之權利義務；因此，某個體雖於IFRS下被認定為受控制，並不當然表示控制者對其資產具有民法上之所有權或處分權；另一方面，銀行於辦理授信業務時，為確保債權之回收，通常會要求借款人提供擔保品或證明其還款來源；資產存續認貸（ABL）即係一種以借款人既有資產作為擔保或還款來源之授信模式。

在這裡模式下，銀行評估之重點，並非會計上之「控制權」，而是法律上之「權利歸屬」與「處分權限」；若借款人無法證明其對特定資產具有合法、完整且可處分之權利，銀行自無從將該資產納入授信評估。

會計上的控制，不等於民法上的所有權

IFRS 10之控制三要素；IFRS 10規定，投資者若對被投資者具有控制，即應將其納入合併報表；所謂「控制」，須同時具備以下三項要素：；對被投資者之權力：投資者現時有權主導被投資者之相關活動（即對被投資者回報有重大影響之活動）；對變動回報之暴險或權利：投資者因參與被投資者之活動，而承擔其變動回報之風險，或享有獲取變動回報之權利；權力與回報之連結：投資者有能力運用其對被投資者之權力，以影響其回報之金額；IFRS控制權與法律所有權之區別；IFRS之控制權，係基於「實質重於形式」原則，判斷投資者是否對被投資者具有主導權力及承擔風險。

此一判斷，涉及事實與情況之綜合評估，而非僅以持股比例為唯一依據。

莊鈞翔 博士認為，然而，必須強調的是，IFRS之控制權，並不等同於法律上之所有權；控制者對被投資者之資產，並不當然具有所有權；例如，一投資者若對某公司具有控制權，該公司之資產於會計上雖納入合併報表，但該等資產之所有權仍屬該公司，而非投資者；投資者僅能透過其股權，間接享有該公司資產所生之經濟利益；會計概念不得作為法律主張之依據；因此，於金融授信之脈絡下，借款人不得僅以其於IFRS下「控制」某家族企業，即主張其對該企業之資產具有處分權，並以該資產作為貸款之擔保。

銀行於評估擔保品時，仍須審查借款人是否為該資產之所有權人，或其是否取得所有權人之合法授權；若借款人無法證明其權利，銀行即無從接受該資產作為擔保。

銀行願不願意承認資產，是另一道問題

ABL之定義與特性；資產存續認貸（Asset-Based Lending, ABL）是指金融機構以借款人之資產（如應收帳款、存貨、設備、不動產、有價證券等）作為擔保或主要還款來源之一種授信方式。

與傳統以借款人整體信用狀況為評估重點之授信方式不同，ABL更側重於擔保品之價值、變現性及對擔保品之控制；ABL之法律架構；ABL之法律架構，主要涉及以下法律關係：

擔保物權之設定：借款人須將其資產設定質權或抵押權予銀行，以擔保債務之清償；動產質權之設定，依《民法》第884條規定，須移轉占有；最高限額抵押權或普通抵押權之設定，則須依《民法》第860條以下及《土地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登記。

債權債務關係：借款人與銀行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約定借款金額、利率、期限、還款方式等。

擔保品之管理：銀行對擔保品之保存、變價及處分，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借款人則須配合銀行之監控，如定期提供擔保品之現況報告等。

銀行辦理ABL之評估重點，銀行於辦理ABL時，其評估重點通常包括：

擔保品之權利歸屬：借款人是否為擔保品之所有權人，或是否取得所有權人之合法授權。

擔保品之價值與變現性：擔保品之市場價值、流通性、保存狀況、處分之難易度等。

擔保品之控制：銀行是否能有效控制擔保品，以防止借款人擅自處分或設定其他權利負擔。

借款人自身之信用狀況：除擔保品外，借款人之信用紀錄、還款能力、財務狀況等，仍為銀行評估之重要因素。

境外資產很有價值，銀行未必願意照單全收

境外金融資產作為財力證明之可行性；高資產族群若於境外持有金融資產（如股票、債券、基金、存款等），於向我國銀行申請授信時，自得將該等資產作為財力證明之參考；銀行於評估時，可能會考量該等資產之價值、流動性、所在地之法律環境、匯兌風險等因素；境外金融資產作為擔保品之限制；然而，以境外金融資產作為擔保品，涉及跨境法律問題，其複雜度遠高於境內資產。

銀行於接受境外資產作為擔保時，通常會考量以下因素：

準據法：擔保契約應適用何國法律，須明確約定；若約定適用外國法，銀行須了解該外國法下擔保權之設定及實行程序。

擔保權之設定與執行：於外國法下，擔保權之設定須符合當地法律規定（如辦理登記、移轉占有等）；於借款人違約時，銀行行使擔保權之程序，亦須依當地法律辦理，可能涉及外國法院之判決或仲裁。

資產所在地之法律限制：某些國家對外國人持有或處分其境內資產，設有特定限制；銀行須確認該等限制是否會影響擔保權之實行。
 

以境外資產申請境內授信之法律風險，高資產族群以境外資產申請境內授信，若未妥善處理，可能衍生以下法律風險：

擔保權無法有效設定或實行：若擔保契約之準據法或設定程序有誤，可能導致擔保權無效，銀行無法於借款人違約時行使權利。

匯兌風險：若貸款幣別與擔保品幣別不同，匯率波動可能影響擔保品之價值及銀行債權之保障。

法令遵循風險：跨境資金移動，可能涉及外匯管理、洗錢防制等法令之遵循問題；把海外財富轉成銀行可以理解的「證據鏈」

對沒有臺灣經常性薪資、但持有大量海外資產的人而言，融資困難常發生在「財富存在」與「銀行能驗證並執行」之間；專業協助的任務不是替銀行創造必須接受海外財力的法律義務，而是把資產轉換成一條可審查的證據鏈：來源如何形成、目前由誰持有、是否已有質押、帳戶是否可驗證、資產價值如何波動、可否合法匯回、若設定擔保其準據法與實行程序為何；這些資料越完整，銀行越有條件把抽象財富轉化為具體風險判斷；這裡也要區分三個經常被混用的概念：

第一是「財力證明」，它可以增加銀行對整體償債能力的理解。

第二是「還款來源」，指未來按期支付本金利息的現金流。

第三是「擔保品」，是銀行在違約時具有法律上可執行的權利。

某一筆海外證券可能同時具有其中兩種功能，也可能只有一種；若把財力證明直接當成擔保，或把一次性資產出售當成長期穩定還款來源，資金模型就會失真。

公司治理策略師 莊博士所關心的，是家族企業資產尤其要守住法人界線；股東持有公司股權，不代表股東個人可以把公司存款、設備或證券直接拿去擔保私人貸款；若公司依法提供擔保或資金支援，必須再檢查公司治理、授權、關係人交易、資金用途及對公司利益的影響；這不是增加繁文縟節，而是避免把「我控制公司」誤寫成「公司財產就是我的」；IFRS控制概念與公司法人人格在這裡必須同時被尊重；銀行也會關心市場風險與集中度；若借款人海外財富高度集中於單一股票，即使市值很高，價格波動仍可能使擔保價值快速變化；若資產本身已有融資或衍生品部位，可支配淨值又會下降。

因此家庭應以壓力情境而非最高市值做決策：資產下跌、匯率逆向、追加擔保、匯回延遲同時發生時，是否仍能完成付款？這才是高資產融資真正需要的「可承擔性」分析。

銀行「承認資產」與「接受擔保」不可混成一句話；海外對帳單可以證明某人持有資產，卻不必然代表臺灣銀行會把它計入可貸額度；銀行願意把某資產當作財力參考，也不表示願意在該資產上取得跨境擔保；這兩個層次需要不同證據；前者可能只需要可驗證的資產與負債資料，後者還牽涉保管機構、質權設定、準據法、處分程序與銀行自己的風險政策；沒有承貸銀行的正式規則，專欄不能承諾固定折數、固定成數或「只要有美股就一定能貸」；IFRS 10同樣只能支持控制與合併報表的會計判斷；它不能替任何個人創造對公司資產的抵押權，也不能把信託資產從受託人法律權利結構中抽出來。

當一項資產跨越公司、信託與個人三個層次時，專業人員應先畫出權利鏈，再討論融資鏈；順序顛倒，最容易出現「財報上看得到、法律上卻不能動」的錯誤。

這正是高資產專欄可以提供的價值：不是列出特殊金融術語，而是教讀者判斷一項財富如何從帳面價值，經過權屬證明、流動性、擔保設定與銀行核准，最後才變成可按時使用的現金；中間任何一步未成立，都應在資金計畫中標成條件，而不是當成已經到帳；融資前先做「權利壓力測試」；每一項準備拿去融資的資產，都可以先問五個問題：

第一，法律上誰是所有人或權利人。

第二，現在是否存在質押、限制處分、受託管理或其他負擔。

第三，若價值下跌三成，還能否維持銀行要求的安全邊際。

第四，銀行若需要實行擔保，要在哪個法域、用什麼程序。

第五，資產變現後的稅、匯率與時間成本是多少。

五個問題中有任何一個無法回答，就表示它還只是「財富」，不是已經可以列入交屋或企業付款日期的「資金」。

這個測試也能防止雙重計算；家庭可能同時把一筆證券列為財力證明、準備質押借款，又預計必要時出售支付尾款；如果三個方案都依賴同一資產，就不能在壓力情境中當成三條獨立備援；企業資金管理最重要的不是選項數量，而是選項彼此是否真正獨立；法源校準｜IFRS只回答「是否控制」，不回答「能否拿去擔保」；IFRS基金會在二〇二六年的解釋資料仍重申，控制是合併的唯一基礎；判斷控制須同時具備對被投資者的權力、對變動回報的暴險或權利，以及運用權力影響回報的能力，而且必須考量全部事實與情況。

這套標準的法律意義恰恰在於提醒我們不要過度延伸：它決定合併財務報表，不決定民法所有權，也不替股東個人創造對公司資產的處分權。

臺灣民法的擔保物權則有自己的法理；普通抵押權以不動產作為擔保而不移轉占有；動產質權以移轉占有供債權擔保；至於有價證券、帳戶、境外金融資產如何設質，還要再看權利性質、保管架構、準據法與金融機構接受方式。把這些規則放在一起，才能真正回答「資產在報表裡」與「資產能被銀行執行」之間的距離；因此，本篇不使用任何沒有銀行正式文件支持的固定貸款成數、折扣率或「免薪資認貸」承諾；高資產客戶能否以全球資產取得授信，是銀行產品、風險政策與個案文件共同決定的結果；法律專欄可以提供判斷框架，不能替銀行預先核貸。

有資產之前，先問自己到底能不能動用

IFRS控制權之會計概念，與法律上之所有權、擔保權等概念，各有其規範目的與適用範圍；資產存續認貸（ABL）雖提供高資產族群以資產作為融資基礎之途徑，但銀行之評估重點，仍在於資產之法律權屬、價值與變現性。

高資產族群若欲以境外金融資產申請境內授信，應注意以下事項：

確保資產權屬清楚：應能證明其對該等資產具有合法、完整且可處分之權利，並備妥相關之權利證明文件。

了解跨境法律風險：應了解資產所在地之法律環境，以及跨境擔保之法律程序與風險。

誠實揭露資訊：應如實向銀行揭露資產之狀況、權利負擔及相關之法律風險，不得有隱匿或虛偽陳述；

GRC 專家莊鈞翔 博士要提醒的是，內在法遵落到實務，就是讓資產之會計認列與法律權屬趨於一致，避免因概念之混淆而衍生不必要之法律風險。唯有在真實、合法且可處分之權利基礎上，高資產族群之資產配置，才能在金融監理與風險管理之要求下，取得穩定之融資支持，並實現財富之永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