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一句「這是國際慣例」，不能代替看懂自己簽了什麼

在企業跨國資本引進與涉外融資（Cross-border Financing）的實務治理中，一種具備高度資訊不對稱與法理隱蔽性的結構風險，常發生於終局契約簽署前的「誠意擔保」階段。

當企業欲引進境外資金以推動大型開發案時，境外投資方往往遞交全英文之涉外合約，並要求負責人先行簽發並交付大額商業本票（Promissory Note），宣稱此舉僅係彰顯合作誠意之「國際慣例」，待正式投資款項到位後即予歸還。此時，企業經營者因迫於資金期程之高壓焦慮，大腦內極易產生「資金尚未實質注入、該本票僅具備備用性質」之主觀期待。然而，從票據法之「票據無因性（Principle of Abstraction）」與國際私法審視，本票一旦簽發並實質交付，其法律效力即與主契約之原因關係徹底割裂，成為具備強大追索權之獨立法權憑證。

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 博士提點出更為深層的憲政與公司治理危機在於「主體責任之混淆與法域架空」，在此類契約結構中，主契約之締約主體通常為公司法人，而本票卻往往被要求由負責人「個人」名義簽發，且合約之準據法（Choice of Law）與管轄權（Jurisdiction）通常條款約定適用外國法（如紐約州法）與外國法院。

當外部環境發生地緣政治變革或合作破裂，當事人猝然收到臺灣法院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文件時，多數董事會與負責人往往陷入對跨境法治的信心赤字。此時，若流於民粹式地指責對方惡意欺詐、或在未釐清法理邊界前盲目應訴，極易在程序中誤認了原本不成立之實質債權，甚至導致「拿公司法人財產去填補個人票據缺口」之實質掏空違法行為，嚴重違反公司法上董事會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本篇專欄將深度解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SPV）以國際慣例為由，要求負責人個人簽發本票作為跨境融資擔保」之實戰情境，本專欄中所涉之紐約州法特定條款之效力精算與涉外私法契約，旨在提供經理人在面臨非對稱經貿法律戰時之「地緣法律風險精算模型」，而非預設任何查證屬實之特定犯罪案件。

莊鈞翔博士嚴正強調，跨境金融工具的引進絕非盲目拒絕，排他性談判條款、外國法之選擇、管轄權約定與實質擔保設定皆有其正常的商業合理性；但經營者絕不能依附於一句空洞的政治修辭或「國際慣例」，而消極怠惰於對個人連帶責任、資金到位防線及實質退出機制（Exit Mechanism）之法理審查。我們將指引讀者，如何清晰劃分臺灣境內之保全程序（如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聲請停止執行）與境外主契約之仲裁管轄，在未查明外國法內容前不進行虛偽之意識表示，精準鎖定核心法理問題，死守企業法人資產與負責人個人法權在國際市民社會軌道上的最高主體尊嚴。

一、三十億元融資還在談，三億元本票先交出去了

A公司有一塊估值二十億元的開發基地，準備募集三十億元資金，境外B基金提出投資意向書及前期融資安排，約定紐約州法與外國法院管轄，並就排他談判等義務寫入三億元違約責任；A的負責人甲另以個人身分簽發三億元本票，交給B，原本期待合作順利後退票，後來B卻指稱A接觸其他銀行、違反約定，主張可動用本票，並提出一億五千萬元的和解要求。這裡最先要核對的，不是外資來自哪個國家，而是甲個人、A公司及B在每份文件上的身分；若B拿的是只對甲的執行名義，卻查封A公司的土地，就出現需要先處理的執行主體問題，不能因甲是老闆，就把公司的土地直接當成甲的私人財產。

A公司持有二十億元土地，不表示負責人甲個人擁有同額財產，更不表示甲可以為自己的爭議任意動用公司資產，這一點在平日談判時容易被公司負責人的身分掩蓋，進入執行程序卻直接影響能否查封；企業主即使同時是主要股東，也應把公司所有權、個人股份價值與個人票據債務分開，否則可能在說明財力時，自行製造彼此資產可互相清償的錯誤印象。意向書的名稱也不能替代內容分析，有些文件只記載合作方向，有些則明確約束排他接洽、保密、費用負擔與爭議處理，最終融資還沒有成立，不代表前期所有約定都沒有拘束力；A否認B已取得三億元請求權時，應先確認本票到底擔保哪些義務，約定是否以實際撥款為前提，以及違約條件如何形成，而不是僅以雙方還沒有簽署最後融資契約作為全部答案。

B指稱A與其他銀行接觸，仍須進一步說明接觸的對象、日期、內容及涉及的交易，原本往來銀行的既有授信維護、詢問市場條件與另行洽談同一融資，未必都落在相同的排他義務範圍；A應保留會議邀請、議程、完整郵件與相關人員紀錄，判斷是否存在事前同意、契約例外或B自己未履行前置義務的情形，不能只用「我們沒有惡意」替代具體契約事實。這個例子中的一億五千萬元，是B提出的和解要求，不是法院已核定的損害，也不是甲當然需要支付的最低金額，企業不能因它低於三億元票面，就認為已得到一半折讓；合理的協商比較應回到可能成立的債務、程序成本、執行風險及解決後真正取得的利益，若付款不能換得本票返還、執行處理與主契約爭議終結，金額降低也可能只是把同一爭議分兩次付費。

對投資意向書，也不要只看名稱判斷有沒有拘束力，有些內容只是未來合作方向，有些保密、排他或費用條款卻可能約定立即適用，應逐項確認起算日、持續期間和退出條件；如果對方遲遲沒有完成自己承諾的資料提供或融資評估，這件事如何影響其他義務，也要回到實際約定及其準據法。甲尤其應問清楚，本票是在擔保公司哪一項具體責任，能否用較適當的金額、期間或文件保管安排替代，別讓原本只想表示合作誠意的一次簽名，變成超過自己理解範圍的責任。

二、契約用哪國法律，和本票能不能執行，要分開回答

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 博士表示跨境文件要先問「哪個問題用哪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處理契約所生債之關係，第21條則另行處理票據權利的成立與效力，兩條都尊重一定範圍的當事人選法；第21條還規定，沒有明示選法或該選法無效時，依行為地法，行為地不明才依付款地法，行使或保全票據權利的行為方式另依行為地法。

也就是說，主契約寫紐約州法，不代表每張由不同人簽的本票都不用再看選法範圍，而在臺灣向法院聲請執行，也不會讓全部實體爭議自動改用臺灣法；應先辨明文件、當事人與條款適用範圍，再討論各項抗辯，不能跳過這一步直接套法條。

在本票實體關係依法適用臺灣法的範圍內，票據法第13條等規定才是分析票據抗辯的相應依據，直接前後手間可以提出的原因關係抗辯，不等於所有舉證責任自動倒過來；若本票擔保的是違反排他談判義務的責任，B還沒交付借款，並不能單獨證明不存在任何擔保債權，仍須檢查義務內容、是否違反及票據擔保範圍。至於在臺灣依票據法第123條聲請的本票裁定，是本票強制執行的重要程序依據，但不是法院已經就所有契約爭議作成實體確定判決；提出確認訴訟後，也不能把裁定當成自然作廢，是否停止或撤銷執行，要另外循法定程序處理。

三億元的違約條款看起來很重，仍不能直接用臺灣民法第252條去回答所有紐約州法問題，應先確認契約真正適用的法律及條款性質，再判斷其效力與可請求範圍；這不妨礙先處理臺灣的執行錯誤，也不表示一定得等海外官司全部結束，才有任何境內救濟。甲還要核對本票本身的記載、簽署資格和交付文件，票面寫了什麼，與雙方另約定在何種條件下使用本票，是兩層問題；一方面不能因確實簽了名就放棄所有抗辯，另一方面也不能因自認只是擔保，就主張本票沒有任何法律作用，依法可提出哪些主張，須連同所適用的票據法一起確認。

在消極確認訴訟中，法院如何分配舉證責任，要看爭執的是票據形式、權利取得、原因契約或清償等事實，不能因甲擔任原告，就一律由甲證明所有不存在之事，也不能因B持票，就要求B對全部爭點承擔相同責任；對每一項主張指出所依據的契約及證據，通常比重複宣稱對方必須交出匯款水單更有用，因為這個例子所爭的是履約擔保，並非只有金錢借貸是否交付。準據法條款與管轄條款必須各自閱讀，選擇紐約州法，不等於所有程序都只能在紐約進行，指定外國法院，也不表示我國境內財產就可以跳過臺灣執行程序；應確認約款涵蓋公司、甲個人或兩者，是否及於本票與保證文件，是否另有保全或執行例外，再由受理法院依規範判斷國際管轄，不能僅因土地在臺灣，或B曾在臺聲請裁定，就宣布任何外國約定均已失效。

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九十五條針對偽造、變造本票的特殊程序，與其他原因所提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設有不同安排，當事人必須按真實爭點選擇，不能為取得較有利程序而改寫簽署事實；甲親自簽署不代表放棄一切抗辯，但其可主張的內容應是本票所擔保責任、交付條件或其他有依據的事由，而不是把自己簽過的文件反稱為他人冒名製作。

公司如確實不是執行債務人，保護公司土地的理由就是該財產不屬於執行名義所指之人，這與甲是否在原因契約上違約並非同一問題；強制執行法第十五條提供第三人依其足以排除執行之權利提起異議之訴的途徑，是否還須聲請停止執行則按程序判斷，不能因公司與甲關係密切，就要求公司必須先替甲清償或承認債務才可保護自己的財產。

本票若由甲個人簽署，而原因契約主要當事人是A與B，還須確認甲究竟如何承擔該原因債務的擔保，是否另有保證或擔保約定，以及其票據交付與公司義務間的連結。不能因甲不是主契約借款人就忽略自己已簽票，也不能因他簽了票就推定公司全部違約責任均由其無限承擔，對這項關係的清楚說明，會直接影響可提出的抗辯及協商範圍。

法院管轄和準據法，可以用兩句不同的問題理解：「要到哪裡處理爭議」，以及「處理時用哪套法律判斷」；在臺灣進行某項執行程序，不等於B已無條件放棄所有外國法院管轄約定，臺灣法院有沒有權處理某項實體請求，也不能只用土地在臺灣就概括回答。實際要讀的是約款涵蓋哪些當事人與爭議、有沒有保全或執行例外，以及所提出訴訟的真正性質，這樣分析比喊一句「對方來臺灣執行，就全部歸臺灣法院」更能保護當事人，也避免到了訴訟中才發現主張的管轄基礎不足。

三、忙著海外應訴之前，先看臺灣被執行的是誰的財產

甲的本票債務與A公司的土地，要先各自看清楚，如果執行機關把公司土地當成甲的財產，A應提出登記與法人資料，依具體爭點考慮強制執行法第12條的聲明異議，或第15條的第三人異議之訴，必要時另依法聲請停止執行；不能為了方便辦手續，就讓公司先承認自己也是那張票的債務人。甲本人若主張本票債權不存在，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對偽造、變造和其他原因設有不同安排，第1項的二十日特別程序不能套用到所有爭議；由甲親簽的票，就應按真實爭點評估第3項或其他適當救濟，不能為了取得較有利的停止效果而改稱簽名是假的，而且停止執行不等於既有查封已經塗銷。

面對外國資方，企業有時會先把所有爭點交給海外律師處理，卻忽略臺灣本票裁定及執行通知已有自己的回應時點，另一種相反錯誤則是只處理臺灣查封，完全不回應原因契約下的通知與爭議；較合理的作法是由同一案件窗口協調各地法律工作，明確區分誰負責管轄、誰處理票據、誰核對公司土地及誰管理融資，不讓任何一邊的策略無意間承認另一邊尚有爭議的事項。

翻譯也不是把外文變成中文即可，排他義務、最大努力、違約責任及付款條件等詞句，需要放回完整契約才能判讀，摘出一句最有利的中文譯文，可能忽略同一份文件的例外、定義或限制；交給律師和管理層的資料應保留原文版本、簽署附件、往返修訂與形成時間，避免不同團隊各自使用不同版本，最後連究竟約定什麼都無法對齊。

莊鈞翔博士提點另一項需要避免的反應，是用公司的資金迅速解決甲的個人票據問題，卻未釐清付款法律依據、公司決策程序與對其他股東的影響，這可能使原本的外部爭議再生出內部責任。公司可以評估與自身經營有關的合法支援安排，但必須說明支出目的、對價、追償與授權，不能僅因甲是創辦人或負責人，就把個人和公司債務視為同一本帳。

四、把本票、合約和銀行要求放回各自的位置

先把本票原件、主協議、擔保附件和法院文件排在一起，核對誰簽、誰持有、擔保什麼、目前依哪個執行名義對誰執行；接著由公司處理非自己債務卻涉及公司財產的問題，甲則就本票債權與原因關係提出有依據的抗辯，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對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的執行名義另有救濟安排，應與具體爭點及程序配合。需要供擔保停止執行時，也要把成本算清楚，僅拿案例三億元、年利率百分之五估計二至三年利息，便是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元，不是數百萬元；這只是按假設做的算術，法院擔保額仍需要依實際可能損害等情形決定，不能先把一個低估數字寫進資金計畫，再要求案件照這個數字走。

B若拿來的是外國確定判決，而不是臺灣本票裁定，程序又不同，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1，要檢查民事訴訟法第402條的不承認事由，並經臺灣法院以判決宣示許可執行；如果是外國仲裁判斷，則依仲裁法第47條等規定處理承認，不能把判決、仲裁和本票裁定混叫成「海外文件」而用同一方法回應。協商時同樣要對應真正的文件及有權人，把撤回哪些執行、如何辦理登記、本票何時返還及銀行接受哪些資料寫清楚，不先付清全部和解金，再期待對方自己完成後續；本票執行並不代表B先前必然繳過三千三百萬元擔保，沒有實際繳存資料，就不能把那筆錢列成公司將來可以領回的財產。

證據整理可圍繞排他義務形成與履行的時間軸展開，從B提出融資方案、雙方簽署、A與銀行接觸，到B主張違約的日期逐一排列，再註明哪些事實已有原始紀錄；若B當時已知相關接觸、曾明示同意或參與安排，這些資料可能影響責任分析，若沒有相應紀錄，就只能列為待調查事項，不因A認為對方早就知道而補成既定證據。聲請停止執行時，應說明所提本案訴訟、相關執行案號、已進行的查封或拍賣步驟，以及繼續執行可能造成的具體損害，擔保方式也須符合適用規定與裁定要求；裁定准予停止後，仍應核對執行法院是否收到、停止範圍為何、是否尚有其他案號或債權人的執行，不將單一程序中的有利裁定，誤當成全部財產限制均已解除。

對融資銀行的說明，應提出目前登記狀態、公司與甲責任的區分、已採程序及下一個可核對的進度，而不是只提供一份律師認為可以勝訴的意見；銀行是否願意保留核貸、改用其他擔保、調整動撥條件或分階段提供資金，需要取得具體回覆，企業才知道哪一項法律成果真正能改善融資，避免花費高額擔保成本後，才發現對方要求的是完全塗銷查封。

財務試算應把可動用現金、提供擔保後的資金占用、工程延遲及替代融資放在同一期間比較，土地估值二十億元不能當作可立即支付的現金，未到位的三十億元融資也不能列為已可運用額度；與B談和解時，可以比較不同付款及解除安排，但不能只看一次性的和解金，還須計入稅費、境外支付、剩餘爭議與是否限制未來融資，才能判斷交易究竟解除了哪些風險。

跨境收款與簽約授權同樣重要，與企業往來的基金名稱、真正持票法人、簽署和解之代表人與最後受款人，可能並非同一法律主體，必須以文件確認代理及受領權限；任何第三方帳戶變更都應有充分依據與必要的銀行核驗，不能因爭議急迫而省略查核，更不能把付款至不明境外帳戶視為唯一可接受的解決方式。

莊博士建議臺灣與海外律師之間交換資料時，應用相同的當事人名稱、文件日期與事件摘要，並標明譯文對應原文的位置，避免一邊為爭取管轄而描述為公司融資債務，另一邊卻為排除執行而主張只有個人票據；不同程序可以有不同法律論述，但共同事實不能相互矛盾，涉及承認、和解或放棄權利的書狀，更應在提出前確認會否影響其他程序。

甲與A之間也可能存在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情形，公司希望證明自己並非債務人，甲則可能希望說明簽票是為公司利益而為，兩種立場如何協調，不能只因同由一位負責人指示就忽略；是否需要分別取得法律意見、由其他有權人代表公司作決定，以及公司可否負擔部分費用，應按實際身分與利益判斷，避免在對外防禦時又形成未被處理的內部利益衝突。對海外訴訟或仲裁通知，企業應確認文件真實性、程序來源與回應要求，而不是看到外文印章就全部照辦，或因不熟悉而完全不理會，可以由當地合格專業人員依文件所示管道核對；核對的目的在於依法保留權利，不能假設境外程序與臺灣財產毫無關係，也不能將對方寄來的律師函直接稱為可以在臺執行的確定裁判。

本票爭議若進入和解，企業仍應檢查主協議中保密、排他與費用負擔等條款是否一併終結，對方只返還本票，不表示原因契約的其他請求都已處理；哪些責任保留、哪些互相解除，以及是否涉及還沒有加入的關係企業，應由有權人清楚簽認，避免數月後又以另一條約款提出同一交易的金錢要求。若與銀行溝通時，也不要把本票返還、撤回執行與塗銷登記混成一個日期，每項文件需要的處理及確認不同，應按實際完成狀態回報；當融資恢復仍有條件，企業可以據此調整工程與付款計畫，而不是在限制還沒有真正解除前就再次作出無法撤回的支出承諾，讓程序成果與資金使用之間保持必要的連續性。

翻譯文件時，最好把會直接影響責任的字句與原文並列供代理人核對，付款義務、努力義務、專屬談判與擔保範圍，不宜只靠一般語感翻成看似相近的中文；同一個英文詞在不同文件中的用法也可能不同，應確認定義與前後條款，而不是從某段摘要推論整份協議的效果。應提供法院的譯文與內部閱讀摘要宜有不同詳略，但都要能找到原文位置，對尚待釐清的歧義留下說明，這樣國內外律師才能討論同一個問題，也不會讓公司在不同程序不知不覺提出互相矛盾的解釋。

五、從簽票到和解，都要留下清楚的責任範圍

【融資與擔保文件】可以在締約時明確安排：「本案擔保文件之發票人、主債務人、受益人及擔保範圍依附件明列，公司不因負責人個人簽署，即被視為另負未經授權之債務；個人也不因代表公司談判，即承擔未明定的個人保證，擔保文件之保管人、可交付執票人的條件、核對文件與返還時點，應另以各相關當事人簽署之保管及交付協議約定。」

「本票所擔保之原因債務及最高金額依附件記載；對同一債務已受清償者，應相應處理擔保及避免重複受償，主契約之準據法、爭議管轄與臺灣境內保全、執行所需程序應相互協調，不採前後矛盾的管轄約定」。

前述限制主要透過真正簽署的原因契約、保管及交付安排落實，不能以任意附加付款條件在票面上的方式，忽略本票法定要件，也不能認為原因契約的每一項限制都必然拘束未參與的後手執票人。

甲之確認聲明可依實際抗辯範圍表明：「確認被告持有、由原告甲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對原告之票據債權於【具體範圍】不存在」，A公司如主張其土地非執行債務人財產，則以第三人地位依真正執行狀況提出異議及適當訴之聲明，不與甲的身分混寫，停止執行聲請另列執行案號、急迫損害與擔保安排，不能將「停止」直接寫成「塗銷查封」。擔保交付條款可以要求：「原始本票由雙方合意之保管人依另簽文件保管，保管人僅於收到約定的請求資料、完成通知與核對程序後，依約交付；請求遭具體爭執時，依已約定的爭議處理安排辦理」，但保管人必須實際加入約定並具備履行能力，若原件一開始就交給資方自由持有，事後補寫保管流程不能使原來的控制風險自行消失，應將交付實況與紙上約定一致化。

協議也可將公司和個人的承擔分別記載：「甲以個人身分提供之擔保，其擔保債務、金額及期間以本附件為限，A公司未因甲個人簽署而另為債務承擔；涉及A公司另行承諾者，應由有權代表人依公司決策程序另行簽署」，這種條款有助於辨識合意；它不能推翻已有效成立的其他責任，也不能以私人約定改變法院依法認定的票據或代理關係，因此仍須核對整套簽署文件。和解文件應明列需返還的本票原件、應撤回或處理的程序案號、誰申請解除何項限制，以及付款的先後與保管安排，不能只寫「收到款項後協助處理」而不交代如何驗收，若須等待法院或地政機關完成特定作業，可以將款項分段保管，按文件交付及程序結果釋出，並約定對方未依約配合時的處理，使每一筆付款都有可核對的相應履行。

對同一原因債務，票據、保證與主契約請求可能同時存在，和解時應清楚界定所解決的範圍及不得重複受償的安排，並要求有權處分各項請求的人共同簽認；涉及未參與協議的其他持票人或權利人，不能只靠B承諾就宣稱所有人均受拘束，應查清原件流向、權利移轉與授權範圍，再決定是否需要另行取得文件。原因契約對本票使用的限制，可具體描述得請求的債務種類、上限及已清償部分的扣除，但票面本身仍應按票據法要求處理，不能為追求限制而加入與無條件支付相衝突的文字；若商業目的其實是只有在特定條件完成後才交出擔保，則應把控制放在有效的保管與交付安排，並確認相對人接受，而不是期待一張已自由流通的票據自行承載所有複雜條件。

和解後的本票返還，不宜只收取一張影本或由不明代表人出具銷毀聲明，應確認真正原件、是否有背書或轉讓、是否仍有其他擔保文件及有權人的處分承諾。對不能立即返還的特殊情形，應由專業人員評估可接受的替代保障與程序，不把對方一句原件找不到當成結案依據，因為未處理的票據流向，可能使已支付和解金的當事人再次面對請求。

和解金要匯到境外時，應確認收款人確實有權受領，簽署代表也有權處分本票與契約請求，若基金品牌、持票公司及指定帳戶不是同一名稱，就要求提出其間的合法關係和授權文件；這不是因對方在國外就特別懷疑，而是避免錢已付出，真正的權利人卻主張沒有收到或沒有同意和解。撤回執行、本票交還與解除特定請求，也應由有權人配合，並對照銀行要求的完成資料安排順序，讓每一筆付款都換到已約定而可確認的結果，不再只用一封友善回信當作所有法律風險已結束的證明。

六、看懂跨境文件，是為了保住選擇，不是拒絕合作

英文合約再厚，企業主仍有權把最基本的話問清楚：「我個人承擔多少，公司承擔多少，什麼情況對方可以要求付款，合作談不成要怎麼拿回文件？」

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 博士表示這些問題不是不懂國際交易：

• 『而是在簽名前把代價算進去，讓公司、負責人和資金提供者都知道彼此承諾的界線。』
• 『爭議發生後也一樣，先分清契約、本票、適用法律與執行財產，再處理最迫近的期限。』

毋需用一個臺灣條文草率，來否定所有外國約款，也不因文件是英文，就放棄本來可以主張的境內權利，專業判讀的價值，就在於替當事人找出能夠走下去、而不是只聽起來很有氣勢的路。

莊鈞翔博士回看這十二篇，從交還一張權狀，到買賣、租約、共有、信託與跨境融資，真正重要的問題始終很具體想讓讀者清晰瞭解：錢付給誰？文件交給誰？誰作了承諾？出了問題還能向誰要求什麼？

畢竟，把這些事情在平時說清楚，爭議發生時才不會只剩下猜測與情緒；如同莊博士經常提點許多企業主：『法律專業不只用在法庭上，也用在簽約前辨識一個不合理要求、付款前多確認一道條件，以及需要退場時留下能夠完成的安排；保護資產的目標不是永遠不遇到問題，而是在問題來臨時仍有證據、資金與選擇，讓企業經營和家族生活不必被一份沒有看懂的文件牽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