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虛擬資產犯罪之法律適用 】
從刑法到洗錢防制法的挑戰與實務解讀
▍摘要
虛擬資產犯罪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是把所有利用加密貨幣、穩定幣、交易所帳號或錢包地址完成的犯罪,都稱為一種獨立的「虛擬貨幣犯罪」。
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 博士認為,這種說法在法律上過度簡化,因為實際決定罪名與責任的仍然是行為人如何取得財產、如何控制帳號、如何移轉犯罪所得,以及是否有隱匿來源、阻礙追查或提供帳號等具體行為。現行法上,同一串虛擬資產交易可能同時涉及刑法詐欺、加重詐欺、電腦詐欺,洗錢防制法上的洗錢、無合理來源財產、帳號收集或帳號交付,以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對特定高額詐欺與虛擬資產帳號控管的規範。真正的法律判斷不能從「有沒有用幣」開始,而要從犯罪流程中每一個人的意思、行為、控制力、資產來源與交易目的逐層拆解。
莊鈞翔 博士在本篇採取的分析方法,是把虛擬資產案件分成取得階段、移轉階段、轉換階段、隱匿階段與退出階段,並分別檢查刑法、洗錢防制法、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與虛擬資產服務商義務如何介入;2026年7月22日公布的《虛擬資產服務法》已建立未來完整監理架構,但截至2026年11月10日其施行日期仍由行政院另定,不能把尚未全面施行的許可制度當成今日所有案件已生效的義務;目前業者的核心法遵基礎,仍包括洗錢防制登記、確認客戶身分、風險基礎審查、交易資訊傳遞、疑似交易辨識與防詐控管等現行規範;本文因此不把新法當成已生效的刑事責任來源,而是區分現行有效義務與已公布待施行制度,讓犯罪判斷與產業治理不因法制轉換而混在一起。
▍虛擬資產只是犯罪工具或財產載體,不會自動決定罪名
刑事法律首先處理的是行為,而不是科技名稱,一個人以虛假投資網站誘使被害人把新臺幣換成穩定幣再匯入指定錢包,與一個人竊取他人帳號驗證資訊後擅自轉走虛擬資產,雖然最後都在鏈上留下交易紀錄,前端行為卻可能分別指向詐欺、電腦犯罪或其他財產犯罪。法律不能只看到最終資產形式就忽略取得方法,否則「被害人自願轉出」與「行為人未經同意控制帳號」會被錯誤放進同一個要件框架。
莊博士認為,案件第一張圖不應該是幣價走勢,而應該是從第一個接觸、第一次付款指示、帳號控制到最終資產流向的行為時間線;刑法第339條處理以詐術使人交付本人或第三人之物,或以相同方法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的情形,因此虛擬資產投資詐騙的關鍵仍在於是否存在詐術、錯誤、財產處分與不法所有意圖等構成要素。若案件具有三人以上共同犯、利用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或使用科技方法製作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等情形,還要進一步檢查刑法第339條之4的加重詐欺規定。
虛擬資產可以是被害人交付的財產價值,也可以只是犯罪集團要求被害人使用的移轉媒介,兩種情境不能只因鏈上地址相同就推定參與者具有相同犯意;刑法第339條之3則針對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或不法利益的行為,這使部分盜用帳號、操控系統或未經授權變更交易紀錄的案件可能需要從電腦詐欺角度分析。
是否成立仍須看具體操作方式、系統權限、資料輸入與財產變動,不應因為案件涉及交易所或數位錢包就直接貼上條文標籤。虛擬資產犯罪的精準之處,正在於先辨認「騙人交付」與「操控系統取得」的差異,再處理後續資產流動。
▍投資詐騙的核心證據,不只是錢包地址
投資型虛擬資產詐騙往往先以高報酬、專業分析、名人形象、交友關係或群組老師建立信任,再要求被害人透過合法交易所購買虛擬資產,最後匯入犯罪者控制的錢包或假平台顯示帳戶。此時合法交易所的存在不會使後端投資真實,也不能因為被害人自己完成購幣與轉帳就排除詐欺,此處需要檢查的是付款前有哪些表示、哪些資訊是虛假、被害人因何陷於錯誤,以及資產最後由誰控制。案件若只保存最後一筆鏈上交易,卻沒有保留群組訊息、網站畫面、客服對話、入金指示與假帳面獲利,會使詐術與財產處分之間的因果證明變得困難。
另一方面,虛擬資產價格本來就可能劇烈波動,投資失利也不等於事前必然存在詐術,因此不能把虧損結果倒推成犯罪。若平台確實存在、資產確實被依約買入、風險已充分揭露,只是市場價格下跌,與以虛構平台、假獲利、無法出金或不存在的投資標的誘使付款,法律評價完全不同,本篇認為,企業與投資人面對虛擬資產爭議時,應把「市場風險、契約違約、行政違規與刑事詐欺」分層,不能因為情緒與損失金額很大就讓不同責任類型互相替代。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對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且使人交付的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一定金額者,提高刑度,並依一百萬元、一千萬元與一億元等級形成不同法定刑結構,這代表大型虛擬資產詐騙案的法律風險不只取決於是否成立加重詐欺,也會受到被害財產或財產上利益總額影響;對案件管理而言,受害金額不能只用交易所帳面價格粗估,應保存實際轉出時間、幣種、數量、法幣投入與相關價值資料,讓檢察與法院能依具體證據判斷。
▍帳號被盜與授權爭議,要先確認誰實際控制交易
虛擬資產錢包的私鑰、助記詞、交易所帳號、雙重驗證與API權限,都是控制資產的重要技術要素,但刑事判斷不能只以「誰知道密碼」作為唯一標準。實務案件可能存在共同管理、公司帳號、受託代操、家族共同投資、員工權限或前合作夥伴仍持有憑證等情況,是否屬未經授權使用要回到契約、職務、系統紀錄與當事人合意。若一開始確有授權,之後因投資失利才改稱全部交易都是盜用,同樣需要以客觀紀錄檢驗,不能只靠單方陳述完成犯罪定性。
相反地,若行為人透過釣魚網站、惡意程式、社交工程或冒用身分取得帳號控制權,再擅自變更交易指示或轉移資產,案件重點會轉向取得憑證的方式、登入紀錄、裝置資訊、IP紀錄、驗證通知與鏈上去向。這類證據往往具有高度時間敏感性,交易所保存政策、裝置日誌與平台資料如果沒有及時保全,後續只能看到資產已轉出,卻難以證明誰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取得控制。刑事程序上的速度因此不是追求立即定罪,而是避免可驗證資料在爭議尚未釐清前先行消失。
企業若接受虛擬資產作為支付、投資或庫存管理工具,更應把錢包控制做成職務與權限制度,而不是交給單一員工以個人手機與私人助記詞管理。多簽機制、交易限額、權限分離、離職撤權、備援保管與異常交易通知,都不是刑法直接要求所有企業採用的固定形式,但它們會決定發生爭議時能否證明交易究竟屬公司授權、個人逾權或外部侵入。莊博士認為,技術控管在法律上的價值,是把「誰有能力轉走資產」與「誰有法律權限轉走資產」盡可能放在同一套可追溯制度中。
▍洗錢判斷不能只看資產轉了幾層
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條把洗錢行為區分為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妨礙國家對特定犯罪所得的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特定犯罪所得,以及使用自己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等類型。這代表洗錢不是「轉帳次數很多」的同義詞,也不是任何犯罪所得一移轉就必然成立,而要確認財產是否屬特定犯罪所得,以及行為是否落入法定洗錢類型。虛擬資產經過多個錢包、跨鏈橋接、兌換不同幣種或轉入境外平台,可以是重要事實,但仍須與行為人的主觀認知及具體功能連結。
洗錢防制法第3條把刑法第339條、339條之2、339條之3等列入特定犯罪範圍,且最輕本刑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的其他犯罪也可能進入特定犯罪架構,因此虛擬資產詐欺所得常具有進一步適用洗錢規範的可能。第4條對特定犯罪所得的定義包括因特定犯罪而取得或變得的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而且認定並不以該特定犯罪已有有罪判決為必要。這使偵查重點不只是先把前置犯罪完整判完再處理資產,而是可以同步追查犯罪所得的來源、控制與後續處分。
洗錢防制法第19條對法定洗錢行為設有刑責,並依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一億元形成不同刑度範圍,未遂犯亦受處罰。這裡最需要避免的錯誤,是把所有收到涉案虛擬資產的人都直接推定為洗錢共犯,因為收受者是否知道資產來源、是否具有合理交易原因、是否實際參與隱匿或處分,仍須從交易背景與證據判斷。鏈上可以證明資產從A地址流到B地址,卻不會自動寫出B地址背後控制人的認知與法律關係,這正是數位證據與刑法主觀要件之間最重要的距離。
同樣地,犯罪集團把詐欺所得換成穩定幣後迅速分拆到多個地址,再經過不同平台轉換或提領法幣,可能呈現典型的資金分層與追查困難,但檢察機關仍須建立每個參與者在流程中的角色。有人負責招募被害人,有人提供帳號,有人代收虛擬資產,有人負責跨平台轉移,也有人只是合法交易相對人,不能因為資產在同一條鏈上流過就把刑責平均分配。法律上的共同正犯、幫助犯、洗錢行為與單純交易,需要各自依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與證據強度判斷。
▍共犯與幫助犯不能只用收款地址判斷
虛擬資產犯罪常以分工方式進行,負責接觸被害人的人、提供假網站的人、控制錢包的人、收購帳號的人與最後兌現的人可能彼此分離,因此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與第30條幫助犯的區別會直接影響責任判斷。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可以成立共同正犯,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者則可能成立幫助犯,但兩者都不是看一筆資產有沒有經過某個地址就可以自動認定。應當建立的是參與者對整體犯罪計畫的認知、其所承擔的行為功能,以及該功能與犯罪結果之間的關係,並把招募、驗證、收款、轉幣、分流、兌現及報酬分配等節點逐一對照,確認每一名參與者究竟知道多少、控制多少、獲利多少,以及其行為是否實際推進犯罪流程與責任範圍。
例如某人只是依正常市場價格向不明交易對手購買虛擬資產,與明知對方正在處理詐欺所得仍提供多個人頭帳號、代為分拆轉移並收取報酬,在主觀認知與客觀行為上存在根本差異;即使兩人的錢包都曾經收到同一來源資產,也不能因此得到相同刑事結論,否則鏈上追蹤將取代刑法本來要求的故意與行為判斷。偵查與辯護都應把通訊內容、報酬約定、重複交易模式、帳號控制、交易時間與資產處理方式放在一起,而不是只截取單筆交易作為全部責任基礎。
相同問題也會出現在交易所帳號或錢包出借案件,有人可能出於正常公司業務讓員工操作帳號,有人可能基於親友信賴暫時代收,也有人明知對方要求規避身分審查仍提供帳號並取得報酬。洗錢防制法第22條已經對帳戶與虛擬資產帳號交付建立獨立規範,但是否同時構成詐欺或洗錢共犯,仍應依個案證據檢查犯意與行為分擔。不能因為帳號提供本身受到規範,就反過來推定提供者一定知道後端全部犯罪內容。
企業內部調查也應遵循相同原則,發現某位員工帳號曾經執行異常轉帳,不宜立即把「系統操作者」等同「犯罪決策者」,因為操作可能來自上級授權、帳號遭盜、權限共用或社交工程;公司應先固定登入、授權、通訊與付款流程,再判斷哪些人具有決策權、哪些人只是執行、哪些人可能違反內控或逾越授權。責任分層越清楚,後續刑事、勞動、民事與公司治理處理才不會互相污染。
▍虛擬資產帳號已進入洗錢防制法的專門規範
洗錢防制法第20條處理以冒名、假名或其他身分不實資訊向金融機構、虛擬資產服務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業者開立帳戶帳號,以及以不正方法取得或使用他人帳戶帳號、規避特定洗錢防制程序後收受持有或使用無合理來源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情形。這項規範顯示立法者已不再只用傳統銀行帳戶理解犯罪金流,虛擬資產帳號也被直接納入犯罪工具與洗錢風險的治理範圍。案件如果涉及人頭交易所帳號、冒名註冊或租借驗證身分,便不能只從一般詐欺幫助犯的舊框架理解,還需要逐項檢查新洗錢防制規定的構成要件。
第21條則針對無正當理由收集他人金融帳戶、虛擬資產帳號或第三方支付帳號,並具有冒用政府名義、透過網路對公眾散布、利用科技偽造、期約或交付對價、使用強暴脅迫詐術監視控制引誘等法定情形者設置刑責。這使所謂「收簿手」或蒐集人頭帳號的行為,在符合條件時有更明確的獨立規範,而不必永遠依賴後端詐欺是否已經完成才能評價。虛擬資產服務商如果發現短時間大量新帳號由相同裝置、共同控制來源或異常資金模式操作,也應從防詐與洗錢角度提高風險敏感度。
第22條更直接規定任何人原則上不得將自己或他人的金融帳戶、虛擬資產帳號或第三方支付帳號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但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親友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例外。單純違反可能先受到警察機關告誡,若涉及收受對價、提供三個以上帳戶帳號,或在法定期間內再犯等情形,則可能進入刑事處罰。本文提醒,這項制度對虛擬資產使用者最實際的提醒,是交易所帳號與銀行帳戶一樣具有法律身分與風險,不應因為平台是數位服務就把出借、代註冊或提供驗證資料視為沒有後果的小事。
▍平台合規不是把身分證收齊就結束
洗錢防制法第6條規定,提供虛擬資產服務的事業或人員未完成洗錢防制登記者,不得提供虛擬資產服務,境外業者要在我國境內提供服務也有公司或分公司設立與登記要求。現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並進一步規範登記條件、負責人與實質受益人消極資格、上下架審查、自有與客戶資產分離、資訊安全及錢包管理等事項。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 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 博士指出,這表示平台的法律責任已經從單純「提供撮合技術」進入組織治理,誰能經營、如何保管客戶資產、如何建立控制與如何面對異常交易,都需要制度化證明。
2026年10月20日修正的《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要求虛擬資產服務商以風險基礎方法決定確認客戶身分與持續審查的強度,高風險情形還應採取瞭解客戶財富與資金來源等強化措施。對虛擬資產移轉,現行規範亦要求轉出方取得必要且正確的轉出人與接收人資訊,並依規範安全傳遞,特定金額以上還要增加必要識別資訊。這些義務的目的不是保證平台永遠不會被犯罪利用,而是讓異常交易發生時,平台至少具備足以辨識客戶、重建交易與配合追查的基礎。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條與第8條又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的事業或人員直接納入防詐義務,要求採取合理措施避免虛擬資產帳號遭濫用,對疑似涉及詐欺犯罪的異常帳號強化確認客戶身分,並得依規定暫停交易、限制功能或拒絕提供服務。2026年7月20日修正的相關遵循事項辦法,進一步建立異常帳號辨識與處置程序,使平台風控不再只處理洗錢,也要與詐欺防制連動。這使虛擬資產平台的治理重點從「有沒有完成開戶」轉向「整段客戶關係中有沒有持續看見風險變化」。
▍鏈上透明不等於身分透明
區塊鏈交易常具有公開可查詢、難以任意修改與可長期追蹤等特性,這使虛擬資產案件在資產流向上有時比現金更容易建立時間與地址關係。困難之處在於地址通常不直接等於自然人身分,同一人可以控制多個地址,同一地址也可能由交易所、託管商、多簽機制或智能合約管理,單憑區塊瀏覽器畫面不能完成「地址等於某人」的法律證明。本文認為,鏈上分析的價值是建立資產流向假說,再與交易所實名資料、裝置紀錄、通訊、銀行入金與其他證據交叉確認,而不是把分析圖本身當成有罪判決。
證據保全因此應同時保存鏈上與鏈下資料,鏈上包含交易雜湊、區塊高度、時間、幣種、數量、來源與目的地址,鏈下則包含平台帳號、身分驗證、登入裝置、付款方式、客服紀錄、電子郵件、手機號碼與提領設定。若案件涉及假投資網站,還要保存網站網域、頁面截圖、後台顯示、客服指示與被害人操作歷程,因為假平台上的「餘額」可能只是畫面數字,並不代表鏈上真的存在相同資產。證據鏈的完整性決定法院能不能把技術資料還原成具體人的行為,而不是只看到一串難以理解的字元。
企業內部如果發現可疑轉帳,也不宜先自行刪除帳號、重灌裝置或全面整理資料後才報案,因為善意處理可能破壞登入紀錄、系統日誌與原始檔案時間。較穩健的方法是先限制風險繼續擴大,再保留原始紀錄、建立事件時間線、確認管理權限與必要時尋求專業鑑識及法律協助。這不是要求每家公司自行進行刑事偵查,而是確保後續調查仍有可以驗證的原始資料。
▍跨境轉移不代表臺灣法一定失去作用
虛擬資產可以在短時間跨越交易所、錢包與司法管轄區,犯罪者也常利用境外平台、海外伺服器與不同國籍參與者增加追查難度,但「資產轉到國外」不等於臺灣刑法必然不能適用。刑法第5條已將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列入特定域外犯罪適用範圍,其他犯罪則仍須依刑法關於犯罪地、國民域外犯罪與對我國人民犯罪等規定逐案判斷。此時需要做的是辨認犯罪行為地、結果地、被害人所在地、行為人身分與各罪法定刑,而不是用區塊鏈沒有國界這句話取代準據法分析。
跨境案件另一個困難是證據與資產控制往往掌握在境外服務商手中,平台是否願意保存資料、是否具有當地合法程序、資產是否仍留在可控制地址,都會影響追回速度。被害人若等到數月後才整理資料,鏈上交易仍可能存在,但可識別帳號的登入與客服紀錄未必能無限期取得,資產也可能經過多次交換後離開原平台。莊鈞翔 博士主張,跨境案件的治理思維應把「刑事責任、證據取得、資產保全與民事追償」分開管理,因為四條路徑的時間、法域與證明要求並不完全相同。
企業與平台在跨境合作時,也應預先確認對方是否具有合法營運資格、交易資料保存政策、制裁與洗錢風險管理、客戶資產保管方式及爭議處理程序。只看交易深度、手續費或上幣速度,可能忽略實際決定事件發生後能否追查與取回資產的制度條件。跨境虛擬資產業務的成本不能只算交易費,還應把法域、證據、合規與退出能力算進決策。
▍新《虛擬資產服務法》已公布,但不能提前當成現行義務
《虛擬資產服務法》於2026年7月22日公布,共有總則、虛擬資產服務商、穩定幣、同業公會、罰則與附則等制度架構,並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管機關。第56條明定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而主管法規頁面截至2026年11月10日仍標示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因此目前不能把該法的未生效許可、穩定幣或其他制度直接當成今日違反即可處罰的現行義務。法律文章如果只看到「已公布」三個字就寫成「全面上路」,會把立法完成與法規生效混為一談。
新法第55條也對現行已依洗錢防制法完成登記的虛擬資產服務商設置施行後的許可轉換期間,顯示立法者本來就預期現行登記制度與未來許可制度之間需要過渡。對業者而言,今日不能因新法尚未施行就停止現有洗錢與防詐義務,也不能等施行日公布後才第一次整理公司治理、客戶資產、資訊安全與錢包管理。制度準備應以「現行義務持續遵守,新法要求提前盤點」的方式進行,才不會在正式轉換時才發現內部資料與控制無法支持申請。
對執法機關與一般使用者而言,新法也不會取代刑法與洗錢防制法,未來虛擬資產服務法即使全面施行,詐欺、洗錢、帳號買賣與犯罪所得處分仍會依各自刑事法規判斷。專法的存在主要補足市場經營、業者許可、客戶保護與穩定幣等監理結構,不應被誤解成所有涉及虛擬資產的犯罪以後只看一部法律。刑事責任與金融監理會形成交錯,而不是互相替代。
▍企業接受虛擬資產時,法遵問題不只在犯罪發生後
企業若以虛擬資產收款、支付、投資或持有,第一個治理問題是誰可以建立錢包、誰可以交易、誰核准、誰保管私鑰與誰負責對帳,而不是等資產被轉走後才問刑法應適用哪一條。授權層級、交易限額、白名單地址、雙人覆核、資產盤點與異常通知,可以依企業規模調整,但不應讓重大資產控制完全依賴單一人的私人裝置或記憶。只要權限與責任分離,企業就更容易辨識交易究竟是合法授權、內部舞弊、帳號遭侵入或外部詐欺。
第二個治理問題是交易對手與資金來源,尤其企業收到來源不明的大額虛擬資產後立即兌現,未必因此當然成立洗錢,但如果交易背景、商業目的與對手資訊完全無法說明,後續面對金融機構、平台風控或執法查詢時會增加重大成本。企業可以依風險設定交易對手識別、交易理由、發票契約、地址紀錄與異常升級程序,使高風險交易在資產移轉前就被看見。這種內部制度不是把企業變成執法機關,而是讓正常商業交易有足夠文件與犯罪金流區分。
第三個治理問題是事故處理,虛擬資產一旦轉出通常具有高度時間敏感性,因此公司應事先知道誰有權暫停交易、通知平台、保全裝置、報案與聯繫外部專業人員。事件發生後若各部門先互相等待、財務仍照常付款、資訊部門又重置帳號,仍可追回資產的關鍵時間可能已經流失。本文認為,數位資產風險治理最重要的不是預測所有犯罪手法,而是讓組織在異常發生時不會因權限不清而把損失擴大。
▍被害人第一時間要保存的不是情緒,而是可追查資訊
個人遭遇虛擬資產詐騙時,應優先保存完整對話、網址、平台名稱、交易所帳號、銀行入金、購幣紀錄、錢包地址、交易雜湊、時間、幣種與數量,並停止依對方要求再支付所謂保證金、解凍費、稅款或認證費。詐騙集團常利用被害人已投入大量資金後不願承認損失的心理,持續以「再補一次就能出金」延長金流,因此中止新增付款本身就是重要風險控制。若資產曾經透過受監理交易所轉出,也應盡快依平台程序反映並保留案件編號,後續再依警方、檢察與專業意見處理。
被害人也不應自行相信網路上聲稱可以百分之百追回虛擬資產的陌生追幣公司,因為二次詐騙常利用受害者急於追回損失的需求,再次要求預付費用、提供錢包助記詞或遠端控制裝置。任何協助者若要求取得私鑰、助記詞或先把剩餘資產轉到指定地址,都應高度警覺。本文提醒,可信的證據分析與法律協助應能說明服務內容、費用、權限與風險,不會以保證追回作為取代程序與證據的承諾。
報案後也應理解刑事追訴與財產回復不是完全同一件事,行為人被判刑不當然代表資產已全部返還,被害人仍可能需要配合犯罪所得追查、沒收程序、民事求償或其他法定機制。每一條路徑能處理的問題不同,刑事程序重點在犯罪責任,資產保全重點在避免財產消失,民事程序則處理特定請求權與賠償。把期待分開,才能避免因其中一個程序進展較慢就錯過其他可行的法律行動。
▍結語
虛擬資產並沒有創造一個脫離刑法的世界,它只是讓財產可以在不同平台、地址、法幣與數位資產之間快速轉換,也讓犯罪行為的取得、移轉、隱匿與退出階段更容易分散到不同人與不同法域。刑法處理詐術、電腦操作與共同犯罪,洗錢防制法處理犯罪所得、帳號利用與隱匿追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把虛擬資產帳號納入防詐控管,而虛擬資產服務商則負有日益具體的身分審查、交易監控與資料保存責任。精準的法律適用不能在找到一條最重的罪名後停止,而是讓每一個行為、每一筆資產與每一個參與者都回到其真正對應的法律要件。
莊博士認為,未來虛擬資產治理的關鍵分水嶺,不會只是專法何時施行,而是市場參與者能不能在技術速度之前先建立責任秩序。平台如果只追求交易量而沒有辨識異常的能力,企業如果只看到支付效率而沒有權限與證據制度,投資人如果只看到報酬而不確認資產控制與交易對手,任何一方都可能在犯罪發生後才發現自己缺少最基本的證明。數位資產可以跨鏈、跨境與即時移轉,但法律責任仍然需要回到人、行為、證據、完整制度責任與可被追溯的決策。
法源查核基準日:2026年11月10日
刑法、洗錢防制法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以全國法規資料庫現行內容為基準,虛擬資產監理規則並交叉核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法規資料;本文為一般法律與治理分析,個案罪名、共犯關係、犯罪所得、沒收、管轄與證據能力仍須依完整事證及司法程序判斷。
•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339條之3、第339條之4及第5條:分別規範一般詐欺、電腦詐欺、加重詐欺及特定域外犯罪之適用。本文對照:虛擬資產只是案件中的財產或交易工具,罪名仍須依詐術、系統操作、共同犯行、傳播方式與犯罪地等具體事實判斷,不能因使用虛擬資產而自動成立特定罪名。
• 洗錢防制法第2條至第6條、第19條至第22條:規範洗錢行為、特定犯罪與犯罪所得,並將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納入相關洗錢防制規範,另對洗錢、無合理來源財產、帳號收集及帳號交付設置法律效果。本文對照:鏈上移轉本身不是洗錢的同義詞,仍須檢查犯罪所得性質、行為人認知、移轉目的與帳號使用方式。
•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條、第8條、第43條至第45條:把虛擬資產帳號納入就源防詐,要求虛擬資產服務業者對異常帳號採取合理控管,並對特定加重詐欺、高額被害與法人從業人員犯罪設有規範。本文對照:虛擬資產服務商的防詐義務與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屬不同層次,不能把平台未及時攔阻直接等同平台參與詐欺,也不能以平台有控管義務免除犯罪者責任。
•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前者處理洗錢防制登記與業者治理條件,後者規範確認客戶身分、風險基礎審查、持續監控與虛擬資產移轉資訊等義務。本文對照:現行法制已對虛擬資產服務商建立具體合規要求,不能把業者描述成完全沒有監理的純科技平台。
• 《虛擬資產服務法》於2026年7月22日公布,第56條明定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主管法規資料截至2026年11月10日仍標示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本文對照:本篇只把該法作為已公布但待施行的新監理架構說明,不把尚未生效的許可或其他義務冒充為今日已可直接處罰的現行規範。
• 莊鈞翔(2026)《內在法遵 AI Governance》,副書名「為你的未來,建立人機共治的憲制秩序」,本篇以其已登錄之作品定位作為數位工具與人類責任邊界的方法參照。治理對照:本文沒有宣稱原著已討論虛擬資產刑法,而是延伸其人機權力治理思路,將錢包、平台、系統與演算法重新放回具體人的授權、監督、證據與責任之中。
• 莊鈞翔(2023)〈企業策略導入公司治理法遵精神:以外部法律顧問團隊協助為例〉,本篇以其正式研究名稱作為企業法遵方法上的治理參照。治理對照:虛擬資產犯罪防制不應只在事件發生後尋找刑責,而應在企業導入新型資產、支付與交易工具以前,先完成權限、風險、證據與外部專業協作的制度安排。
註 3:本文以莊鈞翔博士之研究、思想與治理判讀為架構,AI 僅輔助資料整理、草稿生成及編修;發表版本以作者本人審定為準。AI 不取代作者的學術責任、專業判斷與最終決策。
註 4:本文為企業治理、制度設計與法律風險之一般分析,不構成執業律師對具體案件之正式法律意見、訴訟代理或結果保證。個案仍須依適用時間、完整事證、法律與程序狀態,由具資格之律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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